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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是作者經過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縣西南赤磯山）這個著名的古戰場，有感于三國時代的英雄成敗而寫下的。詩以地名為題，實則是懷古詠史之作。

發生于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戰，是對三國鼎立的歷史形勢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戰役。其結果是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而三十四歲的孫吳軍統帥周瑜，乃是這次戰役中的頭號風云人物。

詩篇開頭借一件古物來興起對前朝人物和事跡的慨嘆。在那一次大戰中遺留下來的一支折斷了的鐵戟，沉沒在水底沙中，經過了六百多年，還沒有被時光銷蝕掉，現在被人發現了。經過自己一番磨洗，鑒定了它的確是赤壁戰役的遺物，不禁引起了“懷古之幽情”。由這件小小的東西，詩人想到了漢末那個分裂動亂的時代，想到那次重大意義的戰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斗中的主要人物。這前兩句是寫其興感之由。

后兩句是議論。在赤壁戰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戰勝了數量上遠遠超過己方的敵人，而其能用火攻則是因為在決戰的時刻，恰好刮起了強勁的東風，所以詩人評論這次戰爭成敗的原因，只選擇當時的勝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勝的因素—東風來寫，而且因為這次勝利的關鍵，最后不能不歸到東風，所以又將東風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從正面來描摹東風如何幫助周郎取得了勝利，卻從反面落筆：假使這次東風不給周郎以方便，那么，勝敗雙方就要易位，歷史形勢將完全改觀。因此，接著就寫出假想中曹軍勝利，孫、劉失敗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鋪敘政治軍事情勢的變遷，而只間接地描繪兩個東吳著名美女將要承受的命運。如果曹操成了勝利者，那么，大喬和小喬就必然要被搶去，關在銅雀臺上，以供他享受了。（銅雀臺在鄴縣，鄴是曹操封魏王時魏國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

后來的詩論家對于杜牧在這首詩中所發表的議論，也有一番議論。宋人許?《彥周詩話》云：“杜牧之作《赤壁》詩，……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涂炭都不問，只恐被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這一既淺薄而又粗暴的批評，曾經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如《四庫提要》云：“（許?）譏杜牧《赤壁》詩為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乃孫策婦，小喬為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故變其詞耳。”這話說得很對。正因為這兩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屬于東吳統治階級中最高階層的貴婦人。大喬是東吳前國主孫策的夫人，當時國主孫權的親嫂，小喬則是正在帶領東吳全部水陸兵馬和曹操決一死戰的軍事統帥周瑜的夫人。她們雖與這次戰役并無關系，但她們的身分和地位，代表著東吳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尊嚴。東吳不亡，她們決不可能歸于曹操；連她們都受到凌辱，則東吳社稷和生靈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詩人用“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句詩來描寫在“東風不與周郎便”的情況之下，曹操勝利后的驕恣和東吳失敗后的屈辱，正是極其有力的反跌，不獨以美人襯托英雄，與上句周郎互相輝映，顯得更有情致而已。

詩的創作必須用形象思維，而形象性的語言則是形象思維的直接現實。如果按照許?那種意見，我們也可以將“銅雀春深鎖二喬”改寫成“國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韻腳雖然無一不合，但一點詩味也沒有了。用形象思維觀察生活，別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詩的生命。杜牧在此詩里，通過“銅雀春深”這一富于形象性的詩句，即小見大，這正是他在藝術處理上獨特的成功之處。

另外，有的詩論家也注意到了此詩過分強調東風的作用，又不從正面歌頌周瑜的勝利，卻從反面假想其失敗，如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王堯衢《古唐詩合解》也說：“杜牧精于兵法，此詩似有不足周郎處。”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慮的。杜牧有經邦濟世之才，通曉政治軍事，對當時中央與藩鎮、漢族與吐蕃的斗爭形勢，有相當清楚的了解，并曾經向朝廷提出過一些有益的建議。如果說，孟軻在戰國時代就已經知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則，而杜牧卻還把周瑜在赤壁戰役中的巨大勝利，完全歸之于偶然的東風，這是很難想象的。他之所以這樣地寫，恐怕用意還在于自負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氣。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廣武戰場時所發出的“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那種慨嘆在內，不過出語非常隱約，不容易看出來罷了。

（沈祖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