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休是晚唐詩僧，這兩首詩是他在農村為客時的題壁之作。

第一首頭兩句寫柴門內外靜悄悄的，縷縷炊煙，冉冉上升；一陣陣黃米飯的香味，撲鼻而來；一場春雨過后，不違農時的農夫自然要搶墑春耕，所以“柴門”也就顯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見，“春雨”下得及時，天晴得及時，農夫搶墑也及時，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見。

后兩句寫庭院中，水氣迷蒙，宛若給庭花披上了輕紗，看不分明；山野間，“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悅耳；躲進巢避雨的鳥兒，又飛上枝頭，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來；一個小孩走出柴門啼哭著要捕捉鳥兒玩耍。這一切正都是寫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說蒙蒙的景色與泠泠的水聲，單說樹上鶯。樹上鶯尚且如此歡騰聒噪，逗得小兒啼索不休，更可想見大田里農夫搶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節，然而詩人卻只字不言農忙而著墨于寫寧靜，由寧靜中見農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節，春雨過后喜悅的心情是農民普遍的心情，詩人妙在不寫人，不寫情，單寫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這樣寫，既緊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稱得上短而精。方東樹謂“小詩精深，短章醞藉”，方是好詩。這詩在藝術上的一個特色，就是它寫得短而精，淺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麗”（薛雪《一瓢詩話》），于靜處露生機。

貫休的詩在語言上善用疊字，如“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陳情獻蜀皇帝》），人因之稱他為“得得來和尚”。又如，“茫茫復茫茫，莖莖是愁筋”（《茫茫曲》），“馬蹄蹋蹋，木落蕭蕭”（《輕薄篇》），等等。這詩也具有這一藝術特色。在四句詩中，疊字凡三見：“寂寂”，寫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無閑人的特點；“蒙蒙”，狀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輕紗、看不分明的情態；“泠泠”，描摹春水流動的聲韻。這些疊字的運用，不僅在造境、繪形、模聲、傳情上各盡其宜，而且聲韻悠揚，具有民歌的音樂美。在晚唐綺麗纖弱的詩風中，這詩給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從“山家”一家一戶的小環境擴大到周圍的大環境。前三句寫自然景色。池塘里，蒲草森森，長得茂密繁盛，形成黑壓壓的一片；微風吹過，帶來陣陣清香；一對對鴛鴦、鸂鶒，悠悠自在，嬉戲覓食，就如岸上的家禽一樣，一點也不怕人；“前村后壟”猶言“到處”，到處都是一片翠色蔥蘢的桑樹和柘樹。這三句中雖無一字贊美之詞，然而田園的秀色，豐產的景象，靜穆的生活氣息已是觸目可見，具體可辨，值得留戀。且不說桑柘的經濟價值，單說蒲，蒲嫩時可食，成熟后可織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說鴛鴦鸂鶒尚且寧靜地生活著，何況乎人！這就又為第四句“東鄰西舍無相侵”作了鋪墊與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長，總離不開人的辛勤培植。詩句不言村民勤勞智慧，而頌揚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麗、物產豐盛、生活寧靜、村民勤勞的環境里，“東鄰西舍”自然相安無事，過著“無相侵”的睦鄰生活。沒有強凌弱、眾暴寡、爾虞我詐、互相爭奪等社會現象。很明顯，通過農家寧靜生活的描寫，詩人作為佛門人士，也不免寄托了本人的理想和情趣，這自不待言。

詩的后四句，一口氣寫了包括作者在內的四個人物，在同類唐詩中，這還是不多見的。這四句從生活在這一環境中人物內心的恬靜，進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愛。瞧，一條碧波蕩漾、清澈見底的小溪，抱村而流，蠶娘在淥溪邊漂洗著白花花的蠶繭。牧童哥吹著笛子，聲音清脆悠揚；一時興起，又和衣進入溪水，沐浴在綠水碧波之中。山翁挽著我的手臂，笑容滿面，親切熱情地指著西坡那片地對我說，瓜和豆已經熟了，再住上幾日就可嘗新了。寥寥幾筆，把繭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聲悅耳的客觀景致，寫得逼真如畫；蠶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難想見，蠶娘喜獲豐收，其內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頑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誼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詞語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動作、情態、聲音、笑貌及其淳樸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進一步顯現出來；而詩人“我”，處在這樣的環境里，不待言，其流連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詩在末尾用一“熟”字狀“西坡瓜豆”，繪出一片豐收在望的景象，回應上文滿塘黑壓壓的蒲與到處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見了喜煞。全詩至此戛然而止，卻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飾、綺麗、纖弱的詩來，貫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樸素、康健之美，獨樹一幟。明代楊慎指出：“貫休詩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詩話》），真可謂獨具只眼。

（鄧光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