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濆是晚唐一位現實主義詩人。他寫過不少關心民生疾苦、反映社會現實以及揭露封建統治階級罪行的詩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里中女”，“里”，野里，即窮鄉僻壤的女子。

詩的開頭，富于民歌比興色彩。詩以“池魚”比“桑女”、“海水”比“華堂”，表明貧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貴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貼切。民歌往往重復詠唱。詩中“吾聞”、“不識”，重疊兩次，音節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五、六句中“苦機杼”扣“桑下女”，“鳴杵砧”扣“華堂陰”，形成了鮮明對照，揭示了富貴人家與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狀況。“機杼”，織布工具。“杵砧”，搗衣工具。“苦機杼”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種“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孔雀東南飛》）的辛勞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勞動成果，卻全給富貴人家剝奪了去。“鳴杵砧”的“鳴”字，既形象地表現搗衣之聲，又暗示富貴人家不養蠶，不織布，反而遍身羅綺，有做不完的衣服。這是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晚唐時期，朝政日非，國勢日微，賦斂日重，勞動人民終歲勞苦，不得溫飽，而豪門貴族“繒帛如山積”（白居易《重賦》），“銜杯吐不歇”（鄭遨《傷農》）。“苦機杼”與“鳴杵砧”對照，正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罪惡的社會現實。

以下是通過形象進行議論。作者以“天與雙明眸，只教識蒿簪”慨嘆桑下女天生一雙明亮的眼睛，但因為她貧苦，只能見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見不到精致的束發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潑、聰明伶俐的神態。“只教”，一個轉折，點出勞動婦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精致的工藝品，一生只見識過粗賤的飾物，顯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著，以“越娃”（西施）“韓娥”這兩個形象的比喻，承接“雙明眸”，并在“越娃”“韓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處野里；有韓娥之音，而湮沒無聞。“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無限感慨與無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兩句，從字面看，并無難解之處。“遂”字很重要，它將兩個否定詞“不”與“無”緊密聯結起來，貫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顆純潔而質樸的心，而這顆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結尾兩句，與“華堂”、“富家”照應，并與桑下女恰成對比，反映了作者對封建統治者的不滿，這是全詩精神的結穴處。趙飛燕是漢成帝的皇后，受寵幸，尚豪奢。“滿髻釵黃金”，“釵”作動詞用，是說趙飛燕發髻上插滿了黃金制成的裝飾品。這些裝飾品從何而來？美人“兩片云，戴卻數鄉稅”（鄭遨《富貴曲》），不正是從千萬個“桑下女”式的勞動人民身上榨取的嗎？這就提醒人們：統治者驕奢淫佚的生活凝聚著勞動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說明當代，所以假托“趙飛燕”。這與白居易《繚綾》中“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紀昀認為，古人為詩，不廢議論，只是“不著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這樣。此詩意在揭露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然而這個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過各種藝術手法和形象語言來表達的，是富于情韻的。

（蕭哲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