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懷友思鄉的詩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飽含著特定的歷史內容，把個人遭際與國家命運緊密連結起來了。高適和杜甫早在開元末年就成了意氣相投的朋友，又同樣落魄不偶。安史亂起，高適在玄宗、肅宗面前參預重要謀略，被賞識，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節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亂。由于“負氣敢言”，遭到內臣李輔國等的讒毀，被解除兵權，留守東京。乾元二年（759），出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離轉徙，到達成都，高適寫立即從彭州寄詩問訊，饋贈糧食。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刺史，杜甫從成都趕去看望。這時，高適年將六十，杜甫也將五十，他鄉遇故知，短暫的聚會，更加深了別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人日這天，高適了這詩，寄到成都草堂。

全詩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換韻，開頭是平聲陽韻，中間是仄聲御韻，末段是平聲真韻。

“人日題詩寄草堂”，起句便單刀直入點題。“遙憐故人思故鄉”，“遙憐”的“憐”，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圍繞這“憐”字生發展開。“思故鄉”，既是從自己說，也是從杜甫說，滿目瘡痍的中原，同是他們的故鄉。緊接著“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便是這思鄉情緒的具體形容。春天到時，柳葉萌芽，梅花盛開，應該是令人愉悅的，但在飄泊異地的游子心中，總是容易撩動鄉愁，而使人“不忍見”，一見就“斷腸”，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間四句是詩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憂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隨波飄轉、不能自主的渺茫與悵惘，感情是復雜的。換用仄聲韻，正與內容十分協調。

“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預”是參預朝政之意。當時國家多難，干戈未息，以高適的文才武略，本應參預朝廷大政，建樹功業，可是偏偏遠離京國，身在南蕃。盡管如此，詩人的愛國熱忱卻未衰減，面對動蕩不已的時局，自然是“心懷百憂復千慮”了。當時，不僅安史叛軍在中原還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勢而言，也并不平靜，此詩寫后的兩三個月，便發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亂。這“百憂千慮”，也正是時局艱難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嘆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時略”，是很深刻地領會到高適這種復雜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這意思正承百憂千慮而來，身當亂世，作客他鄉，今年此時，已是相思不見，明年又在何處，哪能預料呢？此憂之深，慮之遠，更說明國步艱難，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隱藏了內心多少的哀痛！

瞻望未來，深感渺茫，回顧往昔，又何嘗事皆前定呢？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詩人早年曾隱身“漁樵”（《封丘作》），生活雖困頓，卻也閑散自適，哪會知道今天竟辜負了隨身的書劍，老于宦途風塵之中呢？“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這是說自己老邁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國家多事而無所作為，內心有愧于到處飄泊流離的友人。這“愧”的內涵是豐富的，它蘊含著自己匡時無計的孤憤，和對友人處境深摯的關切。這種“愧”，更見得兩人交誼之厚，相知之深。

這首詩，沒有華麗奪目的詞藻，也沒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渾樸自然的語言，發自肺腑的真情流貫全篇。那抑揚變換的音調，很好地傳達了起伏跌宕的感情。象這種“直舉胸情，匪傍書史”的佳作，可算是漢魏風骨的嗣響。

（徐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