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余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這首《舂陵行》是元結的代表作之一，曾博得杜甫的激賞。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詩中說：“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指《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舂陵行》確實是燦若秋月華星的不朽詩篇。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詩人任道州刺史；第二年五月，詩人來到任所。道州舊有四萬多戶人家，幾經兵荒馬亂，剩下的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人民疲困不堪，而官府橫征暴斂卻有增無已。元結目睹民不聊生的慘狀，曾上書為民請命，并在任所為民營舍、給田、免徭役，很有政績。他的《舂陵行》，就反映了當時苦難的現實，表現了他對人民的同情。

全詩分為三部分。前四句是第一部分，寫上情，概括敘述了賦稅繁多，官吏嚴刑催逼的情況。“軍國多所需”是本詩的關鍵，是人民痛苦的根源，詩人痛感于賦稅的繁重，所以開篇提明，單刀直入。這么多的需求，哪兒來呢？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于是引出下文。“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頂針句的運用，從形式上造成一種緊迫感，表現上級官府催促之急。而官吏卻一個賽似一個地施用重刑，催逼頻繁而嚴厲，百姓怎么受得了呢？短短數語，渲染了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供給豈不憂”至“況乃鞭撲之”是第二部分，寫下情，具體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處境。

前兩句“憂”與“悲”對舉，通過反詰、感嘆語氣的變化，刻畫了一個封建時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即憂慮軍國的供給，又悲憫征斂下的百姓。詩句充滿對急征暴斂的反感和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在這屢經亂亡的年代，百姓負擔重荷，“困疲”已極。詩人只選取了“大鄉”“大族”來反映，他們尚且以草根樹皮為食，小鄉小戶的困苦情況就更不堪設想了。“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只用兩句詩，就活畫出被統治階級苛剝殆盡的百姓的孱弱形象。由此而引起的詩人的同情和感慨，“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又為第三部分的描寫埋下了伏線。

前兩部分從大處著筆，勾畫出廣闊的社會背景，下面又從細處落墨，抽出具體的催租場景進行細致的描寫。“郵亭傳急符”以下是第三部分，寫詩人在催征賦稅時的思想活動。

詩人先用“急符”二字交代催征的緊急。接著再加一句“來往跡相追”，一個“追”字，具體形象地展現出急迫的情狀。詩人深受其累，在這首詩的自序中說：“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他對此異常不滿，明確指責這種“迫促”毫無“寬大”之“恩”。

然后集中筆墨揭示詩人的內心世界，把詩人的感情變化寫得非常委婉，非常細膩。一開始，詩人設想了各種催繳租稅的辦法：讓他們賣兒賣女──不行，那樣會逼得他們鋌而走險；抄家以償租賦──也不行，他們還靠什么生活呢？寫到這里，詩人蕩開一筆，借所聽到的“道路言”表現人民的怨聲載道。“重驅逐”的“重”字，既照應前面的“亂亡”“山賊”字樣，也寫出官兇于“賊”的腐敗政治現實，表現出強烈的怨憤情緒。這就促使詩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詩人由設法催促征斂，轉而決心篤行守分愛民的正直之道，甚至不顧抗詔獲罪，毅然作出了違令緩租的決定。希望自己的意見能上達君王，請求最高統治者體察下情，改革現狀。

在這一部分，詩人發了很多議論。這是他激烈思想斗爭的表現，是心聲的自然流露。詩人通過這些議論，具體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和根據，波瀾跌宕，感人至深。

這首詩以情勝，詩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用樸素古淡的筆墨，傾訴內心深處的真情實感，有一種感人肺腑的力量。詩中心理描寫曲折細膩，淋漓盡致地展現作為封建官吏的詩人，從憂供給到悲征斂，從催逼賦稅到顧恤百姓，最后獻辭上書，決心“守官”“待罪”（見序），委曲深細，“微婉頓挫”（杜甫《同元使君舂陵行序》）。這首詩不尚辭藻，不事雕琢，用白描的手法陳列事實，直抒胸臆，而韻致自在方圓之外，正如元好問所說：“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云山韶濩音（《論詩絕句》），具有一種自然美，本色美。

（張燕瑾）